想像有人轉了一大筆錢給成年的女兒，讓她負擔得起一個單位。另一個人資助一個非牟利組織的工作。第三個人把錢交給一個他覺得人生經歷很有意思、想為他成就些甚麼的人。戶口月結單上，三次可能都寫着同一件事：錢轉走了。但這些決定背後，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想法。
我較少關心給予者是否覺得自己特別高尚。這從外面本來就難以可靠地判斷。更有意思的問題是：人們想透過把錢轉交出去達到甚麼？有些人主要想到接受者。有些人感到一份責任。另一些人想親眼看到一些沒有自己幫助就不會出現的東西。還有一些人，只是發覺自己寧願看到某一筆錢在別人手上。
財富愈大，這類決定也許就愈顯眼。到時，事情不再只是一份生日禮物或者偶爾的支援，還可能牽涉家庭關係、公眾期望、對公平的看法，以及自己的人生經歷。不過，我們還沒有一套普遍適用的、關於大額贈與的心理學。研究主要探討的是捐給機構的善款、家庭內的私人轉移，以及實驗中的個別決定。這些不同的處境，必須分開來看。
一份贈與，許多可能的理由
René Bekkers 和 Pamala Wiepking 為一篇 2011 年發表的文獻綜述，分析了超過 500 項關於慈善捐款的學術研究。他們把所研究的機制歸納為八個範疇，包括感知到的需要、被請求捐款、成本與好處、利他主義、聲譽、心理上的好處、個人價值觀，以及預期一份捐獻的成效。
這不是一份能在一個人身上找出八個整齊抽屜的問卷，而是一個解釋各種因素如何影響捐款行為的框架。但它顯示了，為甚麼對「為甚麼？」只有一個答案往往不夠。給錢的人，可以看到一個具體需要、回應一個請求、出於一份信念而行動，並在之後為此高興。這些理由並不互相排斥。
對私人禮物和財富轉移來說，它們是一個有用的參考，只要我們不忘記背景。一個機構可以呼籲捐款，並公開報告成果。一位姊姊也許根本沒有直接向弟弟求助，只是說起自己的困難。一位素不相識的私人，可能收到一個沒有任何公益用途限制的提議。外在的行為相似，背後的關係和期望卻大不相同。
想為別人成就一些事
最明顯的動機，是希望另一個人過得好一點。這不需要複雜的理論。看到一個親近的人負擔不起學業、某種治療或一個懷抱已久的願望，可能會很樂意為他打開這個可能。對陌生人，人也可以希望他們好，而不期望任何回報。
在經濟學中，利他主義指在自己的決定中考慮他人的福祉。這首先是一個分析用的概念，而不是頒給特別有美德的人的勳章。在實際生活中，對別人的關心與自己的喜悅可以並存。要認真看待一個行為，不必先把「幫了人」的感覺從中切除掉。
不過，關於慈善捐款的文獻也顯示，當人們感知到需要、並相信自己的幫助真的能帶來改變時，會較願意給予。這是 Bekkers 和 Wiepking 所描述的核心機制之一。明白一個具體處境的人，也許比只聽到一個模糊問題的人更容易作出決定。由此推不出對某一筆私人百萬贈與的可靠預測。但它解釋了，為甚麼「為了甚麼」往往先於「給多少」。
並不是每位給予者都想細緻地掌控成效。有些人只要為接受者打開一個可能，之後的決定就交給對方。另一些人希望得到回饋，或者看到錢與結果之間清楚的關係。由此能否發展出一段良好的關係，也取決於接受者如何理解一份無條件的禮物。所以，雙方的角度，留待後面的〈當金錢易手，會發生甚麼事？〉一文再談。
給予的喜悅，不是難以啟齒的告白
經濟學家 James Andreoni 早在數十年前，就研究了一個後來以 warm glow（常譯「暖光效應」）聞名的解釋。在一篇 1990 年的理論文章中，他描述了人們可以從給予這個行為本身得到個人的好處。他們也許關心別人的福祉，同時覺得自己的給予令人滿足。
這個想法間中會被誤解，彷彿科學藉此揭穿了每一種慷慨都是喬裝的自私。這會是一個經濟模型相當可悲的用法。幫助母親之後感到高興的人，對母親的幫助並沒有少了。支援一個陌生人、同時對自己感到滿意的人，也不必因此只把對方當作達到目的的工具。
個人的好處，可以是感激、自豪、內心的協調，或者是能夠採取行動本身的喜悅。它也可以不出現。有些人出於責任感而給予，決定本身並不令人愉快。只看愉快感受的人，會忽略實際給予的一部分。
我特別覺得有意思的是，一個常見的道德要求在這裏落了空。我們有時期望，一份真正好的饋贈，必須令給予者完全無動於衷。為甚麼呢？一份禮物，並不會因為給予者從中得到喜悅，就自動變得不那麼自願。只有當他想要好感覺的願望，排擠了接受者的自主或需要時，問題才會出現。
價值觀、人生經歷與自我形象
人們可以把送出東西理解為自己所重視的事物的表達。在一個互相支援理所當然的家庭中長大的人，也許想延續這個習慣。把自己的經濟成就與好運或別人的幫助連在一起的人，可能會產生回饋的需要。另一些人想起自己年輕時缺少的機會，希望為別人創造這些機會。
在這裏，一個關於錢的決定，與自己的人生故事連在一起。給予者也許會問自己：我想做一個怎樣的人？我的成功應該留下甚麼？對機會較少的人，我感到甚麼責任？這些想法絕不一定導致贈與。有這些想法的人，也可以決定用別的方式運用自己的錢。關鍵在於，個人價值觀在評估各種可能的行動時所起的作用。
Sara Konrath 和 Femida Handy 的一項研究，開發並驗證了一份關於捐款動機的問卷。研究者發現了六個可區分的維度，包括利他主義、信任、社交理由，以及自我形象。與稅務有關的理由和給予的障礙，也被納入記錄。這份問卷關於慈善捐款。它既不證明人們總能有意識地區分這些動機，也不證明同樣的結構原封不動地適用於私人的大額贈與。
但它清楚顯示：給予不必出於單一的內在動力。支持一個機構的人，可以認同它的目標、認為它處理金錢的方式可信，同時為自己有所貢獻而自豪。在一份私人贈與中，價值觀、個人連繫和信任同樣可能同時出現，只是在另一種關係之中。
巨額財富帶着自己的故事
對非常富有的人，人們有時會籠統地猜測，他們想用慷慨之舉買一個好名聲，或者安撫一顆不安的良心。在個別情況下，這可以是一個可想像的動機。但把它變成普遍解釋的人，是以臆測取代了研究。
Hans Peter Schmitz、George Mitchell 和 Elena McCollim 在一項 2021 年發表的分析中，研究了 Giving Pledge（「捐贈誓言」）簽署者 187 封公開的信。這是一項倡議，特別富有的人在其中宣佈，有意把相當大部分的財富用於公益。研究者辨識出不同的公開理由模式。常被提及的有感恩、回饋的願望、自己所受教養的影響，以及想帶來改變的意圖。另一些信則強調個人滿足、對過大遺產的憂慮，或者多餘財富沒有用途。
這項研究正因為它的界限而有意思。研究者分析的是信件，即公開的自我陳述。他們因此能研究億萬富翁如何解釋自己的慷慨，卻不能看進他們的腦袋，也不能證明哪些沒有說出口的動機才是真正的關鍵。一封公開信，是一個面向讀者的敘述。這不令它自動變得不誠實，而是令它成為一種與匿名調查或觀察到的私人決定不同的數據來源。
此外，Giving Pledge 是公開宣示的慈善。沒有基金會、沒有宣傳活動、也沒有社會使命地作出一份大額私人禮物的人，處境就不同。正正對這類個人財富轉移，研究並不那麼全面。你可以從慈善領域借取一些啟發，卻不能由此砌出一份關於私人贈與者的動機統計。
家庭：幫助、親近，有時還有期望
在家庭裏，錢與人際關係連得特別緊。父母想讓子女有一個好的起步。成年的兄弟姊妹在困難時互相幫忙。祖父母把東西傳下去，因為想在生時看到它的效果。往往，愛護、責任，以及明白機會不均，同時是決定的一部分。
關於私人金錢轉移的經濟研究，長久以來都在探討利他動機與交換形式如何共同運作。Donald Cox 早在 1987 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把這些對私人收入轉移的不同解釋放在一起比較。一次轉移的背後，可以是對別人的關懷、對日後得到幫助的期望，或者其他家庭關係。這類模型把可能的動機加以整理，卻不容許遙距診斷一個具體的家庭為甚麼把錢傳下去。
而期望確實可以在雙方產生。幫忙的人，也許希望對方能夠獨立。接受幫助的人，也許希望能自由支配這份禮物。有時，雙方對同一筆錢的理解截然不同。一份自願的支援，因此可以成為連繫的來源，間中卻也可能變成一份沒有說出口的合約。
給予與施加義務之間的分別，我們會在家庭相關的文章中更詳細地討論。就動機而言，目前只需說明：即使是給親人的禮物，也可以同時出於愛、責任感、謹慎和希望。這種混合並不令給予者可疑，只是值得比「慷慨」一詞所容許的更仔細地看待。
想得到認同，不等於可以被收買
當然，想得到認同的願望也可能起作用。一份公開宣佈的贈與，令人看到某人能夠而且願意把錢交出去。也許這個舉動是要鼓勵別人。也許給予者喜歡那份掌聲。兩者往往無法完全分開。
關於感激的心理學研究也顯示，對幫助的友善回應有社會意義。Adam Grant 和 Francesca Gino 在 2010 年的實驗中發現，表達謝意可以促進更多助人行為，主要是因為助人者覺得自己在社交上受到重視。這些處境關乎幫忙，而不是專門關乎百萬贈與。但這個區分很有意思：認同不必是用來購買善行的價錢，它可以表示這段關係對雙方都有意義。
匿名給予的人，放棄了公眾的認同，卻可能得到別種個人滿足。公開給予的人，可以推動一件事，同時提升自己的聲望。單憑是否公開，看不出哪個動機有多強。所以這個題目有自己的一篇文章：〈匿名捐贈，還是希望被看見？〉。是否公開的決定太複雜，不能在這裏貼一個道德標籤就算數。
責任不同於內疚
一個人可以把自己的財富感受為一份責任。也許他想給家人安全感、創造機會，或者支持解決社會問題。這可以出於感恩，也可以出於一種信念：經濟上的優勢也帶來義務。它同樣可以意味着一個人想繼續親自管理自己的財產，正正因為他覺得自己對它負有責任。
我會小心看待「擁有特別多的人，必然有把它送走的需要」這種說法。人們理解自己義務的方式各不相同。財富可以包含自己的工作、家族歷史、風險和牽絆。戶口結餘只告訴我們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查找資料時，我發覺自願給予與道德期望多麼經常在同一場討論中出現。但不應由此把兩個概念混為一談。如果有人為了履行一份自己選擇的責任而交出錢，這是對他行為的一種可能解釋。如果旁人把這份責任加諸他身上，他們首先描述的是自己的期望。兩者有時吻合，並不代表它們相同。
內疚感也不是金錢決定的可靠指南針。為了擺脫一種令人不快的自我評價而送出東西的人，之後可能感到釋懷，也可能產生新的疑慮。這裏引用的研究，並沒有證明一個普遍機制，說明一份大額贈與能夠永久消除這類感受。所以，我不會建議任何人用一次轉移來淨化自己的道德。即使只是比喻，替良心洗黑錢也是個壞主意。
為甚麼在 Tired of Wealth，這仍然是一個個人問題
Tired of Wealth 的想法出奇地簡單：如果有人自願想交出財富，我願意接受。我不隱瞞這筆錢會令我感興趣。正是這份坦白，構成了這個項目的一部分。看這個網站的人，應該知道是誰在提出提議，以及提議是甚麼。
對此，研究並沒有提供一個帶着某種心理弱點的現成目標群體。我不知道一位可能的贈與者會有甚麼動機。也許他想支持一個具體的人。也許他財富中的一大部分，對他來說已經沒那麼重要。也許他喜歡這個提議背後的冷幽默。也許有人覺得整個想法荒謬，然後離開。這同樣是可以理解的反應。
並沒有一個在科學上站得住腳的基礎，可以事先向這些人解釋，他們透過一份贈與會在內心得到甚麼。一個關於財富的決定可以有幾個好理由，但它必須來自擁有者自己。想多讀一些的人，可以在〈把錢送出去，會比花在自己身上更快樂嗎？〉一文中，看看心理學研究對可能的情緒效果實際上說了甚麼。一個行為的理由與它日後的後果，畢竟是不同的問題。
不一定要有一個完全純粹的動機
從研究中得出的最合理結論，也許是：人在給予時，很少能被簡化為單一的目的。他們可以因為某人對自己重要而想幫忙。因為想看到成效。因為這符合自己的價值觀。因為家人曾經這樣做。因為喜歡被認同。或者因為幾個理由同時存在。
給予者自己從中得到甚麼，並不自動令這份饋贈貶值。反過來，一個好的動機，也遠遠不會令每一次轉移都成為好的決定。接受者的需要和自由仍然重要，給予者要承受的後果也一樣。這些都可以談，而不必把慷慨美化，也不必一概懷疑它。
所以，面對一份大額贈與，我們也許應該少問一點「動機是否絕對無私」，多問一點：當事人是否明白他們彼此在約定甚麼、對對方有甚麼期望，以及他們真正想作的是哪一個決定。錢可以很快易手，而人們賦予它的意義，通常也會隨之而行。
參考資料
Bekkers, René 及 Pamala Wiepking (2011). 〈A Literature Re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of Philanthropy: Eight Mechanisms That Drive Charitable Giving〉.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0(5), 頁924-973. https://doi.org/10.1177/0899764010380927
Andreoni, James (1990). 〈Impure Altruism and Donations to Public Goods: A Theory of Warm-Glow Giv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100(401), 頁464-477. https://doi.org/10.2307/2234133
Konrath, Sara 及 Femida Handy (2018).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Motives to Donate Scale〉.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7(2), 頁347-375. https://doi.org/10.1177/0899764017744894
Schmitz, Hans Peter, George E. Mitchell 及 Elena M. McCollim (2021). 〈How Billionaires Explain Their Philanthropy: A Mixed-Method Analysis of the Giving Pledge Letter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32, 頁512-523. https://doi.org/10.1007/s11266-021-00338-6
Cox, Donald (1987). 〈Motives for Private Income Transfe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5(3), 頁508-546. https://doi.org/10.1086/26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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