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有人多年前開了一間小公司，因為他喜歡這份工作，也喜歡自己作主。隨着時間過去，公司做得有聲有色。也許它現在已經值錢到一個地步，令它的主人在帳面上成了身邊最富有的人之一。然而，他仍然開同一輛車，見同一班朋友，星期日寧願在花園裏度過，也不想去一個人人都在談論自己最新投資的活動。
某天，有人說了一句：「你現在大可以過完全不同的生活啦。」這句話大概是出於好意。不過，背後藏着一個有趣的期望：好像品味必須跟着戶口結餘一起改變；好像財富附帶一種相配的生活方式，而人應該事後把它補買回來。
我感興趣的是，當一個人雖然富有了，卻從未打算過「有錢人」的生活時，會發生甚麼事。這裏面並沒有矛盾。一個人擁有的東西可以改變，而他的願望不必以同樣的速度增長。比較困難的，也許是身邊的人不這樣看。
財富有它的故事，人生計劃有另一個
通往可觀財產的路有好幾條。一間公司可以在多年間不斷升值。家族生意的一份股權，可以忽然比從前值錢得多。有人繼承了一筆既不是自己賺來、也沒有預料到的財富。或者，一個起初主要只是覺得有趣的點子，變成了一次商業上的成功。
這些路各有不同。仍然經營自己公司的人，也許持有大量股份，卻絕不能自由動用它的全部價值。一份遺產可能連繫着回憶、家庭責任或複雜的產權關係。而一個物業的市值，並不是每月入帳的錢。所以，單從經濟角度看，把每一項高價值的資產等同於無限可用的現金，已經說不通。
至於財富的數額，更說明不了當事人原本有甚麼人生計劃。創業的人，可能想自己作主、做出好的產品，或者靠某一行為生。可觀的財富，於是可以是成功工作的結果，卻從來不是真正的目的。
這是對不同人生道路的合理描述，而不是由某一項研究證實了的一群「不小心變得富有的人」。做資料搜集時，可以找到大量關於人追求甚麼、富人怎樣談論自己的研究。但到底有多少非常富有的人，真的把自己的財富體驗為人生選擇的無心結果，相關研究遠沒有那麼明確。所以，任何確切的比例都會是捏造出來的。
錢來了，有時也帶來一份別人的劇本
一旦財富為人所知，別人就會想像它的主人可以或應該怎樣生活：可以多去旅行，搬到更大的房子，請客更大方，或者終於讓自己享受一點尊貴。也許別人甚至期望他對金錢有另一種態度。從前被視為合理節儉的做法，忽然顯得像一種古怪的脾性。
人會從經濟地位推斷性格特質，這是可以從科學上觀察到的。Ángel del Fresno-Díaz 和他的同事在一項 2025 年發表的研究中，探討西班牙人如何按所感知的貧富差異去劃分群體。在與 90 人進行質性訪談之後，研究者再進行了兩項分別有 251 人和 190 人參與的研究。結果顯示，人們平均較傾向把負面特質歸於富裕群體，把正面特質歸於較不富裕的群體。
這項研究不能推論出所有歐洲人如何看待個別百萬富翁。它記錄的是某個社會和文化環境中的看法。但它顯示了，一個財富類別多快就會變成對性格的所謂描述。畢竟，給人貼上標籤，並不等於認識這個人。
想像一位富有的人，仍然買二手傢俬，因為她喜歡現有的東西。也許她不時聽到別人叫她搬到一個「與身份相稱」的地方。可是如果她真的買了昂貴的東西，同一班人又可能怪她過分奢華。這甚至不需要特別自相矛盾的朋友，有時整個社會就會集體代勞。
在這種情況下保持原有生活方式的人，可能要解釋的次數比他預期的多。而改變生活的人，同樣會被評頭品足。這時，問題與其說在某件具體的東西，不如說在於一種想法：好像陌生人可以從財富讀出你應該喜歡甚麼。
富有，卻覺得自己很普通
社會學家 Rachel Sherman 深入研究過富裕人士如何理解自己。在一項 2018 年發表的研究中，她與 50 位紐約富裕人士進行了詳細訪談。許多受訪者把自己的開支形容為合理、以家庭為重、正常。他們清楚地與炫耀式的奢華和浪費劃清界線。Sherman 也把這些說法理解為一種嘗試，在道德上為自己的優越位置找理據。
這個結果之所以有趣，正因為它阻止了一個簡單浪漫的故事。淡化自己財富的人，不一定特別謙虛。把非常昂貴的日常生活說成「很普通」的人，可能真的低估了自己的位置。低調可以是真心的，同時也可以用來與一個令人不快的財富形象保持距離。
這些訪談也沒有顯示所有富人都有一致的態度。研究對象是一個來自紐約、經過特意挑選的小群體。儘管如此，裏面有一個對我們的題目很重要的想法：即使有足夠的錢過完全不同的生活，也不一定想要那種生活。而且，也不必急着把自己現在的日常宣稱為普遍的正常。
在我看來，合理的中間點是兩樣都承認。一個人可以滿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時不否認財富給了他比別人多得多的可能。自願過簡樸生活的人，在財務上仍然享有優勢。兩者互不抵消。
自己的目標，未必與標籤相符
動機心理學中有一個角度在這裏很有幫助。心理學家 Edward Deci 和 Richard Ryan 在他們 2000 年對自我決定理論的闡述中，區分了人行動的不同理由。自主、勝任感和與人的連繫，佔了重要位置。一個人追求某件事，是出於自己的動力，還是主要覺得要對外界的期望負責，對幸福感可以有分別。
Kennon Sheldon 和 Andrew Elliot 在 1999 年以三組縱向數據研究了個人目標與自己的興趣和價值觀的吻合程度。更符合自己信念的目標，與更持久的投入，以及達成後幸福感更大的提升相關。研究者稱之為目標的「自我一致性」。
這些研究並不是專門以擁有數以百萬計財富的人為對象。所以，不應從中得出一套經科學保證、教人如何富裕地生活的指南。不過，基本的想法仍然有用：一個目標可以在社會上令人刮目相看，對自己卻沒有多大意義。反過來，一件從外面看毫不起眼的事，卻可以非常貼合一個人看重的東西。
Tim Kasser 和 Richard Ryan 早在 1996 年以成年人和大學生進行的研究中發現，相比人際關係或個人成長這類目標，過分強調財務成功、認同和外表這些外在目標，與較不理想的幸福感指標相關。結果描述的是相關，而不是致富的必然後果。
這令我想到一個問題，我覺得比替百萬富翁尋找合適的生活方式更有意義：如果這個人從來沒有變得富有，對他來說，哪些東西會是重要的？也許他會發現，其中一些因為財富而變得更容易。也許他也會察覺，自己的興趣確實改變了。兩者都可以。關鍵在於，這個改變是否屬於他自己。
簡單的生活不是謙遜的義務
明明負擔得起更多，卻刻意少消費，在研究中甚至有一個名稱：自願簡樸，英文是 voluntary simplicity。它指的是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人在其中限制自己的消費，把更多分量放在生活的其他方面。
Joshua Hook 及同事的一篇系統性研究綜述，刊於 2023 年的期刊，檢視了 23 項關於自願簡樸與幸福感之間關係的實證研究。整體而言，作者發現兩者呈正面關係。他們討論了自主和對消費慾望的掌控可能扮演的角色，但也強調了方法上的限制，以及所研究群體之間的差異。
Raquel Rebouças 和 Ana Maria Soares 在 2021 年的另一篇文獻綜述顯示，自願簡樸本身的定義和研究方式就相當不一致。單憑這一點，從這些研究推論出「富人應該一律過得更簡約，才會更滿足」，就是不誠實的。有些人出於信念而放棄，有些人出於無奈。這分別很大。而且大部分研究描述的，也不是資產達數百萬或以上的富裕人士的代表性樣本。
日常生活中，也值得冷靜地看。喜歡一間舊房子、一輛普通汽車或一套熟悉日程的人，大可以繼續保留。後來讓自己享受一趟美好的旅行、一間更大的房子或一項昂貴嗜好的人，也不代表自動背叛了自己的價值觀。自願簡樸不適合拿來比賽，看誰的放棄最有說服力。
一個在財務上有一切可能、卻仍然不想要很多東西的人，這個決定既不需要被讚揚，也不需要被可憐。也許他就是很滿足。這作為解釋，已經足夠。
偶爾讓別人的期望落空的自由
有些人希望財富在自己的日常中盡量不顯眼。另一些人要為一間公司、一個基金會或一個家庭負責，卻不會把這個角色與自己的整個性格混為一談。還有一些人在財務成功之後，發現了從前沒有時間或金錢去追求的興趣。人生計劃可以千差萬別。
但我們不應忘記，巨額財富需要人作出真實的決定。擁有財產的人，可能要對員工、家人或合約夥伴履行責任。私人生活想要簡單，並不會令這些責任消失。刻意低調的日常，也不會消除社會上的差距。人可以擺脫某些期望，卻不能假裝只要換個說法，就可以置身於自己所擁有的財產帶來的實際後果之外。
正因如此，我覺得能自己定下優先次序的自由如此珍貴。一個人可以繼續經營自己熱愛的公司，雖然他早就不必再工作。他可以喜歡普通的度假方式，雖然理論上私人飛機也負擔得起。他可以把錢投放到自己重視的計劃，也可以有一段時間甚麼新計劃都不定。
一次意外的財富躍升會否令人一時之間無所適從，我們另外在〈突然致富：為甚麼一筆意外之財也會令人無所適從〉中討論。這裏談的是之後的歲月，談一個非常實際的可能：擁有一大筆財產，卻不必時時演出與之相配的角色。至於財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為自我描述的一部分，則可參看〈當金錢忽然成為身份的一部分〉。
把財富送出去的決定，同樣可以出於非常不同的理由，這是〈人為甚麼會把財富送出去〉的主題。Tired of Wealth 背後的想法，向自願送出一些財富的人提出了一個異常直接的提議。一筆並非刻意得來的財富，當然不會因此產生接受這個提議的義務。一個人不必把錢送給任何人，才可以名正言順地過簡單的生活。
也許，巨額財富最令人愉快的特點，正是可以不必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辯解。富有的人可以喜歡自己的錢。他可以喜歡奢華，喜歡低調，或者在不同時候兩樣都喜歡。而如果一個人走過了一段在經濟上成功的路，卻從來沒有夢想過富裕的生活，他也不必在事後補上這個夢想。
戶口結餘可以改變生活。它在生活中佔甚麼角色，是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大可以由財富的主人自己決定。
參考資料
Del Fresno-Díaz, Ángel, Efraín García-Sánchez, Elena Padial-Rojas, Guillermo B. Willis 及 Soledad de Lemus (2025). 〈Lay representations of social class: A mixed methods approach to wealth-based group perceptions and stereotyp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4(3), e70003. https://doi.org/10.1111/bjso.70003
Sherman, Rachel (2018). 〈'A very expensive ordinary life': consumption, symbolic boundaries and moral legitimacy among New York elites〉. Socio-Economic Review, 16(2), 頁411-433. https://doi.org/10.1093/ser/mwy011
Deci, Edward L. 及 Richard M. Ryan (2000).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11(4), 頁227-268.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1104_01
Sheldon, Kennon M. 及 Andrew J. Elliot (1999). 〈Goal striving, need satisfaction, and longitudinal well-being: The self-concordance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3), 頁482-49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6.3.482
Kasser, Tim 及 Richard M. Ryan (1996). 〈Further Examining the American Dream: Differential Correlates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Goal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3), 頁280-287.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6223006
Hook, Joshua N., Adam S. Hodge, Hansong Zhang, Daryl R. Van Tongeren 及 Don E. Davis (2023). 〈Minimalism, voluntary simplicity, and well-b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8(1), 頁130-141. 2021年首次於網上發表. https://doi.org/10.1080/17439760.2021.1991450
Rebouças, Raquel 及 Ana Maria Soares (2021). 〈Voluntary simplicity: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45(3), 頁303-319. 2020年首次於網上發表. https://doi.org/10.1111/ijcs.12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