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個星期二,你早上醒來,真的甚麼都不必做。沒有會議,沒有截止日期,沒有要在早餐前回覆的訊息。帳單付得起,儲備充足,工作是一個選擇,而不是經濟上的必需。你可以隨心所欲安排這一天。

第一個這樣的星期二,大概很美好。第十個也許同樣美好。但總有一天,一個相當平淡的問題可能悄悄冒出來:我今天究竟做甚麼?又為甚麼偏偏做這件事?

談到財務獨立,我特別感興趣的正是這種平常的日常。宏大的畫面很快就說得完:多些旅行,多些時間,少些責任。可是即使在財務上突破了,真實的生活仍然由一個個星期二組成。咖啡不會因為你十一點而不是七點喝,就自動變得更有意義。

這並不是反對自由的理由。擺脫必須賺錢的壓力,得到的是非常實在的東西。只是一個舊的必需消失了,並不會自動附送一個答案,告訴你想怎樣度過自己的日子。正是在這裏,開始了一個研究得相當多的轉變,雖然多數用的是另一個名稱:退休。

工作安排的不只是戶口

有酬工作帶來收入,這一點不用向任何人解釋。但在心理上,它往往同時是一套安排日常生活的系統。你知道一個星期何時開始,經常見到誰,要完成甚麼,以及別人從哪裏看出你有所貢獻。這可以很累,卻仍然發揮着作用。

社會心理學家 Marie Jahoda 描述了有酬工作的五種所謂「潛在功能」:時間結構、社交接觸、共同目標、活動,以及地位和身份。這個區分後來經過實證檢驗。在 Paul 和 Batinic 一項具代表性的德國研究中,998 名受訪者裏,在職人士在其中幾個方面的狀況,都比失業者和不在勞動市場的人好。不過在地位和身份方面,在職者與其他非就業者之間的差異,並沒有以同樣方式被證實。

2023 年的一項後設分析同樣發現,就業、這些功能和心理健康之間有關係。它同時顯示,各個群體絕不相同。最重要的是,不應從這些數據直接推論一個 48 歲、帶着可觀財富自願退出職場的人會怎樣。在經濟壓力下失業,與財務獨立,前提截然不同。

不過作為思考工具,Jahoda 的模型出奇地好用。停止工作的人,不會自動失去結構、與人相遇或認同。但他可能會發現,其中一些東西過去一直由工作提供,雖然他從來沒有特意要求過。已經在別處找到這些功能的人,經歷這個轉變的方式,大概會與整個日常都圍繞職業建立起來的人不同。

星期三和星期日有甚麼分別?

起初,取消約會是一種享受。終於可以睡到自然醒,可以臨時安排一個下午,不必等待批假就訂一次旅行。但時間結構的問題並不因此消失,只是換了一種形式。

上班的人,往往覺得休息的星期日特別舒服,因為它與一星期的其餘日子不同。如果每天都是休息日,這種分別就會減弱。這絕不一定是壞事,有些人因此才真正覺得自在。另一些人則懷念在有要求的階段與刻意甚麼都不必做的階段之間的交替。

一項經常被引用、Sharif、Mogilner 和 Hershfield 2021 年的研究,分析了兩個合共 35,375 人的大型美國數據集,並輔以實驗。結果相當細緻: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很少,與較低的幸福感相關。但自由時間愈來愈多,並不會無限地提升幸福感。當空閒非常多時,覺得自己把時間用得有意義或有生產力的感覺,便起了作用。

從中推算不出富有的提早退休人士每天理想的空閒時數。研究對象的生活處境千差萬別;而且「有生產力」在這裏是研究中的用語,並不是道德任務。但它觸及一個可以理解的重點:時間之所以珍貴,也可以正因為人想用它來做些甚麼。

對一個人來說,這意味着每星期三次與別人一起運動。對另一個人來說,包括一天自己選擇的工作日。又有人打理花園、學一種語言,或在家中承擔一項固定的責任。共同之處不在活動本身,而在於日常生活有了可辨認的節奏。有些事情有了它的位置,雖然沒有僱主這樣安排。

那些順帶遇見的人

一個工作地方,不只有工作。還有同事,你每天跟他們談同樣的問題,偶爾一起笑,或者為小事一起生氣。不是每段關係都很親密,有些接觸甚至相當表面。但它們構成了一個社交環境,離開後並不能就這樣帶走。

特別是自僱或擔任領導職位的人,可能低估了過去有多少相遇是從自己的角色而來的。電話因為要作決定而打來,邀請因為職責而發出,談話因為共同的計劃而展開。責任結束之後,四周可能變得舒服地安靜。但這種安靜,並不是對每個人都只是解脫。

Van Solinge 和 Henkens 一項以 778 名僱員為對象的荷蘭縱向研究,把適應退休的困難與對退休本身的滿意度分開。適應上的問題,與擔心社交上的後果、以及對這個決定缺乏掌控等因素有關。滿意度則與健康、財務和伴侶關係等可用資源更有關係。

我喜歡這個區分。一個人可能認為退出是對的,大致上也享受新生活,卻仍然懷念每天的相遇。一個整體上正面的決定,並不排除某個個別改變令人不快。這種矛盾的心情,不必立即被升格為人生危機。

在日常生活中,接觸是否仍然自然而然地出現,還是需要刻意經營,是有分別的。每星期四一起吃早餐、一份義務工作或者一個定期聚會,在這方面可能比下一次轟動的旅行改變更多。親近往往在一次又一次平凡的相處中產生。第一百次非凡的日落,未必能取代一個可以陪你談談壞了的熱水煲的人。

被需要,卻不必不可或缺

美好的一天,可以包括覺得自己能有所貢獻。這不必是拯救一間公司,也不必是創立一個非牟利組織。有時,只要有人倚靠你的一句承諾就夠了。一項任務之所以有約束力,是因為它對自己或對別人有意義。

這聽來很平常,卻可以與志願工作的研究連繫起來。Matthews 和 Nazroo 研究了 3,740 名已屆英國國家退休金年齡的人,橫跨多個調查時點。經常參與義務工作,與多項幸福感指標較理想的發展相關。參與多項活動、並覺得自己的工作受到重視的人,結果尤其理想。這些觀察到的關係,並不證明單憑義務工作就引起了這些變化。

一項以 12,998 名 50 歲以上美國人為對象的縱向分析也發現,大量參與義務工作的人,在人生意義、孤獨感和正面情緒等方面有較理想的數值。並不是所有被研究的健康和滿意度指標都顯示這種關係。所以研究支持的是融入社會的活動可能帶來益處,而不是一條人人都要做義工的規定。

更重要的是,用「必須立即令自己有用」來回應財務自由,未免奇怪。有些人承擔了幾十年責任,享受暫時不欠任何人甚麼。這完全正當。後來才發現自己想要一些承擔,同樣正當。技巧也許就在於,兩者都可以由自己決定。

為甚麼有薪工作會重新變得有吸引力

有足夠財富不必再工作的人,當然仍然可以工作。這句相當明顯的話,有時卻被當成矛盾。其實一份職業可以要求人運用能力,帶來人際關係,也可以令人快樂。這時薪酬也許很受歡迎,卻不是做這份工作的決定性理由。

退休研究中有一個說法叫 bridge employment(過渡性就業),指從原來的職業生涯到完全退休之間的工作。Zhan 及同事的一項縱向分析,以 12,189 名美國退休人士為對象,發現這類工作與多種健康結果之間有關係。在原來行業繼續工作的人,心理健康的數值也比完全退休的人理想。不過,這項研究不容許簡單的因果說法:畢竟健康和生活處境也會影響誰能夠繼續工作。

但結果顯示了,工作可以不只是錢不夠用時的權宜之計。有些人想繼續建造、開發、銷售或提供意見。也許一星期只做兩天,也許擔任完全不同的角色。經濟上的獨立改變了工作的條件。理論上,它讓人可以拒絕一份不再適合自己生活的工作。

另一方面,一個人也可能發現,從前的職業之所以有趣,只因為當時身邊有那些目標和那些人。重返職場不是必須的。決定長時間完全不工作、並且對此感到滿意的人,不必在任何研究面前為自己辯護。

自己作決定的人,經歷轉變的方式不同

45 歲自願退出、因病被迫告別、67 歲正常退休,三者的共同點是職業日常的消失。但它們發生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特別值得留意的,是自己能否掌控時機。

一項以愛爾蘭 TILDA 長期研究為基礎的研究,把自願和非自願退休分開來看。非自願退休與心理健康明顯較差的變化相關。至於自願退休,研究者發現部分較小的負面關係,但並非在所有模型中都具統計顯著性。這項研究涉及的是年長的成年人,而不是以隨時可以重新工作的富有人士進行的實驗。

正是這個限定很重要。財務自由可以令轉變較容易,因為它緩衝了經濟上的後果,也打開了選擇。但它仍然可能改變日常習慣,減少人際接觸,或者帶來出乎意料多的空閒時間。一個人是否歡迎這種改變,並不只取決於戶口結餘。

出售公司的情況又更特別。在那裏,隨着工作結束的,還可能有一個經營多年的創辦人角色。這在〈公司賣掉了,接下來呢?〉中有更詳細的討論。這裏只需指出:自己選擇的自由,與懷念從前生活的某些部分,可以同時存在。

一天不必被優化

寫到沒有工作的生活,很快就會出現各種關於晨早習慣、每週計劃和新計劃的建議。我覺得這對新得來的自由是一種有點荒謬的反應。人爭取到可以推掉約會的可能,總不是為了之後自願把整個星期二塞滿責任。

儘管如此,留意自己的經歷是值得的。有沒有想定期見面的人?有沒有樂於運用自己能力的活動?有沒有真正享受安靜的時候?又或者,有沒有一些時刻,自由反而令人感到漫無方向,比原先想像的更甚?這些觀察,比空閒時數更能說明問題。

平凡的活動,絕不比宏大的計劃價值低。與朋友度過的晚上、一件手工、一次散步,或者耐心地學一種樂器,都不必產生可量度的成果。人可以享受一件事,而不必馬上把它變成生意點子。特別是長期朝着成果努力的人,可能要先習慣這種允許。

至於沒有財務壓力時,動力從何而來這個根本問題,〈沒有經濟壓力的人生:是自由,還是迷失方向?〉有所探討。日常生活的要求其實較簡單:它要讓過着它的人覺得對。想要多些結構的人,可以自己建立。此刻不想要的人,也不必裝作自己因此欠缺了人生使命。

也許,任務就是不再有一個被指派的任務

財務獨立承諾的,是可以自己支配時間的自由。這是很大的特權。但每天都可以重新選擇,與每天早上都想把所有決定從頭再作一次,是有分別的。

有些人會發現自己懷念工作。另一些人會察覺,在人際關係、興趣或極其平凡的習慣裏,自己早已有比意識到更多的任務。也有人需要先過幾個月,甚麼特別的事都沒有達成。這些不同的情況,都值得同樣開放的態度。

一次巨大成功之後可能出現的震盪,在〈為甚麼成功也可能引發危機〉中討論。不過,一個沒有計劃的空閒星期,本身還不是危機。也許一個人多年來第一次有足夠的空間,去發掘自己真正喜歡做甚麼。

Tired of Wealth 背後的想法,探討的是一種思考現有財富的不尋常可能。沒有經濟壓力的日常是另一個問題,與之無關。一個人可以保留自己的錢,同時重新決定,從前的工作在自己的生活中還應佔多大分量。

對我來說,財務自由真正的收穫,在於「我明天要上班」這句話,變成了「我明天可以做點事」。至於要做甚麼,不必令任何人刮目相看。只是遲早,應該要有一個聽起來屬於自己人生的答案。

參考資料

Paul, Karsten I. 及 Bernad Batinic (2010). 〈The need for work: Jahoda's latent functions of employment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German population〉.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1(1), 頁45-64. https://doi.org/10.1002/job.622

Paul, Karsten Ingmar, Hannah Scholl, Klaus Moser, Andrea Zechmann 及 Bernad Batinic (2023). 〈Employment status,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mental health: Meta-analytic findings concerning the latent deprivation mode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4, 101735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3.1017358

Sharif, Marissa A., Cassie Mogilner 及 Hal E. Hershfield (2021). 〈Having too little or too much time is linked to lower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1(4), 頁933-947.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391

Van Solinge, Hanna 及 Kène Henkens (2008). 〈Adjustment to and satisfaction with retirement: Two of a kind?〉. Psychology and Aging, 23(2), 頁422-434. https://doi.org/10.1037/0882-7974.23.2.422

Matthews, Katey 及 James Nazroo (2021). 〈The Impact of Volunteering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n Well-being After State Pension Age: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the 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76(3), 頁632-641. https://doi.org/10.1093/geronb/gbaa146

Kim, Eric S., Ashley V. Whillans, Matthew T. Lee, Ying Chen 及 Tyler J. VanderWeele (2020). 〈Volunteering and Subsequent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Older Adults: An Outcome-Wide Longitudinal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59(2), 頁176-186. https://doi.org/10.1016/j.amepre.2020.03.004

Zhan, Yujie, Mo Wang, Songqi Liu 及 Kenneth S. Shultz (2009). 〈Bridge employment and retirees' health: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14(4), 頁374-389. https://doi.org/10.1037/a0015285

Mosca, Irene 及 Alan Barrett (2016). 〈The Impact of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Retirement on Mental Health: Evidence from Older Irish Adults〉. Th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Policy and Economics, 19(1), 頁33-44. https://www.esri.ie/publications/the-impact-of-voluntary-and-involuntary-retirement-on-mental-health-evidence-from-older-irish-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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