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明天有人轉帳一百萬歐元給你。沒有回報要求，沒有附帶條件，細則裏也沒有令人不快的意外。你會因此更快樂嗎？我猜很多人起初都會相當肯定地說會。他們也有充分理由：債務可以消失，決定可以變得容易，每個月都回來的憂慮可以忽然失去分量。
現在把例子改一改。你本來已經擁有三千萬，再收到一百萬。這會改善甚麼？也許不少。也許出奇地少。已經可以自由支配時間、幾乎甚麼願望都負擔得起的人，從額外一筆錢得到的好處，大概與一個擔心交不起租的人不同。
不過，這個問題真正變得出奇困難，是在「快樂」這個詞上。我們指的是一個人回想自己人生時的滿意程度？還是一個愉快的星期二，常常笑、很少有壓力？抑或是安全感、個人自由，以及覺得自己有能力應付將來的困難？研究以不同方式探討這些東西。正因如此，才產生了那麼多看似互相矛盾的新聞標題。
我認為「要看情況」這個答案相當不能令人滿足。不過，它仍然比一個斷章取義的美元數字好得多，那個數字據說是經科學確定的、一切快樂的終點。
快樂不是單一的量度數值
研究中常常區分對自己人生的評價與日常的情緒體驗。前者問的是人對整體生活有多滿意。後者關心的是人在特定時刻的感受：高興、放鬆、傷心、緊張或憂心忡忡。
這個區分絕不是學術上的咬文嚼字。一個人可以評價自己的生活處境非常美滿，卻過了糟糕的一天。反過來，一個人可以正玩得非常開心，同時知道自己的財務或家庭整體狀況很困難。兩個答案都是真的，只是回答了不同的問題。
Daniel Kahneman 和 Angus Deaton 在一篇 2010 年發表的分析中，刻意以這個分別作為起點。在人生評價方面，他們用了一把量尺，讓受訪者為自己的整體人生定位。在情緒體驗方面，他們問的是前一天的感受。這聽來相似，產生的資訊卻不同。一個人可以認為較高的收入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卻沒有在昨天那個星期三笑得更多。
所以，當我們談論金錢是否帶來快樂，至少要說明談的是哪一種快樂。把所有答案都歸入同一個詞的人，很容易把研究結果扭向錯誤的方向。
收入、財富，以及受到保障的感覺
第二個絆腳石在於金錢本身。收入是指一段時間內流進來的錢。財富描述的是資產存量減去債務。高收入可以帶來高財富，但不一定如此。反過來，一個人可以擁有可觀的財富，卻沒有從中得到特別高的年收入。
這對心理學問題有影響。一個高薪人士仍然可以有沉重的固定開支和很少的財務餘地。一個日常收入較低、但有足夠儲備的人，可能覺得自己的處境輕鬆得多。再加上財富的種類：一間公司、物業和可以隨時動用的錢，在多直接地讓人作出決定這一點上各有不同。
Elisabeth Brüggen 和她的合著者在 2017 年提出了一個關於財務福祉的概念框架。核心是一種感知：覺得自己能維持現在和將來想要的生活水平，以及財務自由。這是一個理論建議，不是量度億萬富翁快樂程度的方法。但它有助理解，為甚麼兩個擁有同樣金額的人，可以對自己的財務狀況有截然不同的評價。
關於金錢與快樂最著名的研究，探討的主要是收入。如果未經檢驗就把這些結果變成關於財富的說法，一個關鍵的區分在半路上就已經丟失了。一個收入門檻，並不自動是一個財富門檻。
那著名的 75,000 美元從何而來
說說那個發表多年後，仍然在文章和談話中陰魂不散的數字。Kahneman 和 Deaton 為他們 2010 年刊於《PNAS》的研究，分析了一項 2008 至 2009 年美國大型調查中超過 45 萬個回答。他們的數據顯示：隨着家庭收入增加，對自己人生的評價持續上升。至於所量度的日常情緒幸福感，在年收入約 75,000 美元以上，關係則趨於平坦。
兩種量度之間的差異，才是真正的發現。收入較高的人，平均而言對自己的生活處境評價較好，在這個數字以上也是如此。但在所用的量度中，他們並沒有無限地報告更多正面的日常情緒和更少負面情緒。
這個結果常被簡化成一個簡單得多的訊息：過了 75,000 美元，多賺的錢就不會再令人快樂。這聽來非常順口，甚至可以印在咖啡杯上。但它並不是對這項研究的正確總結。這個數目指的是某段時期的美國家庭，而不是所有國家的人，更不是一個以今天幣值計、全球劃一的界線。研究者量度情緒體驗時，用的也是關於前一天的「是／否」問題。
說到底，統計平均數描述的不是個人的上限。有人收入遠高於某個水平，仍然為錢發愁；也有人收入較低，卻生活得非常滿足。從一條曲線，得不出任何人應該賺多少的規定。
另一種量度方法，另一個結果
心理學家 Matthew Killingsworth 在 2021 年發表了一項研究，反駁了這種解讀。他的數據基礎，是 33,391 名在職美國成年人超過 170 萬次的幸福感即時記錄。參與者在日常生活中透過智能手機，報告自己當下的感受。
在這些數據中，人生評價和即時報告的幸福感，平均而言都隨着對數化的收入上升。Killingsworth 並沒有發現一條在 75,000 美元的明顯界線，在此之上情緒幸福感不再增加。與早前的分析不同，他的研究對即時感受用了一把更精細的回答量尺。
這裏同樣值得精確。這項研究由某個特定群體的自我報告組成，即參與了相應調查、在職的美國成年人。它首先顯示的是相關。不能就此推論，加薪會在每個人身上引起同樣多的好感覺。此外，極高收入在樣本中很少見。
儘管如此，這個發現很重要。一個被廣泛引用、此前常被當成定論的上限，必須重新檢驗。而這一次，研究的下一步並非來自通常那種互相反駁。
當研究者一起重新計算
2023 年，Matthew Killingsworth、Daniel Kahneman 和 Barbara Mellers 發表了一次共同的重新分析。這次合作專門為釐清互相矛盾的發現而設。這種做法稱為 adversarial collaboration（對抗式合作），即立場不同的參與者一起尋找更有說服力的解釋。在一個出現過那麼多自信滿滿的標題的題目上，這是一種令人欣喜的冷靜做法。
新的分析確認，情緒幸福感平均而言隨收入持續上升。不過，當研究者按受訪者整體的幸福感水平區分時，出現了另一種模式。在最不快樂的人當中，收入較高時關係趨於平坦。在較快樂的群體中，上升持續；在最快樂的群體中，上升有時甚至更強。
解釋的一個重要部分在於量度方法。舊研究的「是／否」問題，只能有限地反映較高快樂範圍內的差異。較新的連續量尺在這方面更敏感。反過來，2021 年的分析忽略了一點：一條整體上升的平均曲線，可能掩蓋了個別群體不同的走勢。
有時會讀到，這場爭論已經徹底解決：過了十萬美元，只有本來就不快樂的人才不會再多得快樂。作為普遍的人生規律，這同樣太過粗糙。這些發現涉及的是特定數據中群體的走勢，而那個門檻也不是為每個人精確界定的。對我來說，這次合作最重要的結果在別處：收入的影響，取決於人在情緒上本來處於甚麼位置，而呈現不同面貌。
金錢顯然沒有一種可以用單一平均值描述、對所有人都一樣的心理效果。
為甚麼一個更大的數字，影響並非處處相同
較高的收入可以擴大行動空間。對資源緊絀的人來說，這可能意味着終於可以更換要修理的暖氣、少加點班，或者付得起一張意外的帳單。對收入非常高的人來說，這些可能早已具備。再多的增長，就會透過別的途徑起作用，例如更多選擇、更多儲備，或者為大型計劃提供資金。
金錢在不同處境下有不同的體驗，令一個籠統的門檻難以成立。再加上一個人居住的地方。住屋開支、社會保障、醫療、家庭責任和經濟不穩，在不同國家甚至不同地區之間都大不相同。
Andrew Jebb 和他的同事為一項 2018 年發表的研究，分析了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超過 170 萬人的數據。他們的模型提示，人生評價和情緒幸福感有不同的飽和點，而且數值在世界各區域之間差異明顯。在某些地區，高於某個模型門檻的收入，甚至與較差的人生評價相關。
這既不證明錢太多有害，也不確認存在一個全球通用的快樂上限。它顯示結果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口、模型假設和量度方法。這項研究處理的是統計關係，而不是隨機分配不同收入給人的實驗。從這些數字推算出個人上限的人，是在要求它們做它們做不到的事。
那些根本找不到界線的研究又怎樣？
Betsey Stevenson 和 Justin Wolfers 在一篇 2013 年發表的分析中，檢視了不同的數據集和不同形式的主觀幸福感。他們沒有找到一個令人信服的普遍點，在此之上較高收入不再與較高幸福感相連。這個發現同樣受制於所用數據的分析方法和人口。
這裏值得稍稍走進數學，但不必變成一堂數學課。許多研究把收入放在對數尺度上看。這樣，從 20,000 升到 40,000，與從 100,000 升到 200,000 被視為相近，因為兩者都是翻了一倍。以歐元計，兩次增幅當然大小懸殊。
如果幸福感大致隨對數化的收入直線上升，額外的錢就可以繼續與較高的幸福感相連，而每一歐元的關係卻愈來愈小。所以，兩個看似相反的說法可以同時成立：數據中沒有明確的上限，而同樣一筆額外的錢，在高收入時與幸福感的關係，平均而言比在低收入時小。
這當然不表示我們可以從一條科學曲線，算出每一歐元對個人的用處。一個關係的統計形態，並不是處理個人人生決定的計算機。
當人真的贏到錢，會發生甚麼事？
許多研究仍有一個根本問題：因果關係。滿足、健康的人，也許較容易在事業上進步。某些性格特質，可能同時影響收入和幸福感。而高收入的人，往往在其他特質上也與低收入的人不同。所以金錢與快樂之間的相關，仍未完全說明因果的方向。
研究意外財富變化的研究，於是特別有意思。Erik Lindqvist、Robert Östling 和 David Cesarini 在一項 2020 年發表的研究中，研究了瑞典的彩票參與者，他們的大額獎金有些已是多年前的事。研究者把中獎者與合適的對照組比較，以估計隨機獲得的財富增長的長遠效果。
結果值得注意：獎金較大，長遠改善了整體生活滿意度。與對自己財務狀況的滿意度的關係，尤其明顯。至於對較即時的快樂感受和心理健康的估計效果，則較小，在統計上也無法清楚地與零區分。在生活滿意度方面，作者沒有發現跡象顯示這個好處在研究期間就這樣消失。
這項研究支持一個假設：更多財富確實可以帶來一些改變。它同時推翻了一個方便的想法，即贏到錢會同等地提升每一種幸福感。此外，彩票獎金是一種特殊的財富增長。它不能取代研究人在出售公司之後、或在幾十年慢慢累積財富之後會怎樣。
百萬富翁擁有更多財富，會更快樂嗎？
到目前為止的數據，大多關於收入。但如果我們看的是本來已經擁有可觀財富的人呢？其中一項最貼題的研究，來自 Grant Donnelly 和同事。他們在兩個合共超過 4,000 名百萬富翁的樣本中，檢驗財富的數額和來源是否與自報的快樂程度相關。
與較不富有的百萬富翁相比，較好的快樂數值要到非常高的財富區間才出現，視乎樣本，大約在八百萬或一千萬美元以上。差異不大。研究者也發現，自己賺來與繼承得來的財富，與自報的快樂數值有關。這很有趣，但不是因果說法，並不表示努力工作會令人快樂、繼承會令人不快樂。
百萬富翁的樣本對這個計劃特別相關，因為他們比一般收入調查更接近真正的目標群體。但它們同樣無法回答，某一個人擁有額外的財富會有多快樂。擁有八百萬和一千二百萬的人之間的差異，並不自動解釋轉讓四百萬對某一位擁有者會有甚麼後果。
所以，關於財富的來源是否有分別，大可以另寫一篇文章。這裏只需明白，單看財富的多寡，只說出了故事的一部分。
錢能擋住一些問題，卻擋不住人生
有時，關於金錢與快樂的討論聽起來，好像必須判定錢是萬能還是無能。其實現實的答案在兩者之間。付得起帳單的人，也許少了即時的壓力。有財務儲備的人，較能夠離開不好的工作處境。有空閒時間的人，可以經營人際關係或照顧健康。這些都是真實的好處，而不是可疑的快樂替代品。
與此同時，金錢不能可靠地阻止某些經歷。衝突、失去、疾病和失望，也是富有人士生活的一部分。一大筆錢可以令處理某些問題較容易，卻不會因此帶來情緒上刀槍不入的承諾。Kahneman 和 Deaton 的研究也顯示，健康上的負擔、孤獨和其他生活處境，對日常情緒體驗影響甚大。
不過，從這些限制推論出一個浪漫的說法，說金錢對幸福感無關痛癢，同樣是錯的。正是財務上的不穩，可以拖累生活的其他每一方面。所以，關於金錢與快樂的研究，也總是關於財務資源可以減輕的種種負擔。
對個別美好事物的習慣，另見〈為甚麼奢華遲早會變得平常〉。至於為甚麼有人坐擁數百萬卻不覺得自己富有，也有它自己的重點。兩者都可以影響對財務狀況的評價，但遠遠解釋不了所有關於快樂的研究結果。
從這一切，我們可以合理地帶走甚麼
做完資料搜集，我覺得值得注意的是，在流行的說法中，一個統計關係多常被變成個人的人生規律。這些研究比它們的標題所暗示的嚴謹得多。它們區分人生評價與感受、收入群體與個人、觀察到的相關與贏錢後的實際改變。它們也公開承認，量度方法會影響結果。
對自己人生的問題而言，從中既得不出要盡量累積更多錢的呼籲，也得不出要盡快擺脫財富的建議。更多的錢可以增加安全和自由，也可以與較高的幸福感相連，在高收入時部分亦然。這個關係有多強、透過甚麼途徑出現，取決於研究的群體、財務的起點、個人處境，以及究竟量度的是甚麼快樂。
Tired of Wealth 背後的想法，是向自願送出財富的人提出的一個刻意不尋常的提議。它並不假設富有的人不快樂。為自己的財富高興的人，沒有任何科學理由要讓別人說服自己放棄這份高興。而考慮送出財富的人，也不應期望由此得到保證的心理效果。
也許，這就是「要看情況」這個答案不那麼沉悶的一面。研究反駁了一個令人舒服的想法，即存在一個金額，到了那裏，所有人的事情都解決了。它同樣反駁了一種說法，即過了某個水平，錢就甚麼都改善不了。
金錢可以令生活更輕鬆。至於過着這樣的生活有何感受，並不只取決於帶來這種可能的那個數字。
參考資料
Kahneman, Daniel 及 Angus Deaton (2010). 〈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38), 頁16489-16493. https://doi.org/10.1073/pnas.1011492107
Killingsworth, Matthew A. (2021). 〈Experienced well-being rises with income, even above $75,000 per yea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8(4), e2016976118. https://doi.org/10.1073/pnas.2016976118
Killingsworth, Matthew A., Daniel Kahneman 及 Barbara Mellers (2023). 〈Income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A conflict resolve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20(10), e2208661120. https://doi.org/10.1073/pnas.2208661120
Brüggen, Elisabeth C., Jens Hogreve, Maria Holmlund, Sertan Kabadayi 及 Martin Löfgren (2017). 〈Financial well-being: A conceptualization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79, 頁228-237. https://doi.org/10.1016/j.jbusres.2017.03.013
Jebb, Andrew T., Louis Tay, Ed Diener 及 Shigehiro Oishi (2018). 〈Happiness, income satiation and turning points around the world〉.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 頁33-38.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17-0277-0
Stevenson, Betsey 及 Justin Wolfers (2013).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come: Is There Any Evidence of Sati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3), 頁598-604. https://doi.org/10.1257/aer.103.3.598
Lindqvist, Erik, Robert Östling 及 David Cesarini (2020). 〈Long-Run Effects of Lottery Wealth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7(6), 頁2703-2726. https://doi.org/10.1093/restud/rdaa006
Donnelly, Grant E., Tianyi Zheng, Emily Haisley 及 Michael I. Norton (2018). 〈The Amount and Source of Millionaires' Wealth (Moderately) Predict Their Happi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5), 頁684-699.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17744766